大家好，我叫青山，是一位音樂人，但是我也很熱愛電影。在最近也編劇和導演了一部電影叫《為國而歌》。
在我很小的時候，我的外公經常帶我們去參加一些活動。記憶最深的就是當時去過玉溪，云南的玉溪有個聶耳公園。那個時候我慢慢開始知道我們家有一位很著名的人物，我外公的弟弟叫聶耳。
大家都了解聶耳先生是國歌的曲作者，但是聶耳先生作為一個天才的音樂家，他創(chuàng)作的作品太多了。大家耳熟能詳的、每一個小孩都會唱的《賣報歌》、還有我們聽到的《金蛇狂舞》，基本上在過年的時候都會放，這也是聶耳的作品。當然還有更多的像《碼頭工人歌》、《鐵蹄下的歌女》。聶耳短暫的生命中，創(chuàng)作了45首作品，基本上每一首作品都很優(yōu)秀。
聶耳的媽媽是傣族人，特別喜歡云南的花燈，還有云南的一些民間音樂，傣族民歌。當時聶耳的母親都會在睡覺前給比較調皮的聶耳演唱，所以聶耳是在媽媽的音樂的熏陶下成長起來的。有一個四川的鄰居是個木匠，這個木匠特別喜歡音樂，他會吹一手好的竹笛。他教聶耳吹竹笛，丘木匠也算是聶耳的一個啟蒙音樂老師吧。他會自己手工制作竹笛，他送了聶耳竹笛，開啟了聶耳先生的音樂之門。而且三哥，就是我的外公也和聶耳在學校里面組織了一個民樂團?，F在你們到翠湖還可以看到很多的人會在那載歌載舞，有管樂團、有唱歌的，我們開玩笑說那個時候就是聶耳的一個竹笛，我的外公一把三弦或者一個二胡走天下。他們就經常跑到翠湖去演奏，很多圍觀的人啊。這算是他們的一個音樂實踐的地方，也是他們很快樂的童年。
我現在來看待聶耳先生，我覺得用天才的音樂少年來形容他一點都不為過，因為聶耳先生在接觸所有的樂器后，很快的時間內就會演奏。包括我們現在有很多照片可以看到，聶耳先生在上海除了鋼琴、小提琴之外，他還是第一個用吉他創(chuàng)作的作曲家，還是無師自通的一個。
小時候聽到國歌是在升旗或是在學校的活動里面，長大以后特別對國歌有了進一步了解，知道它的創(chuàng)作的由來，我對國歌的理解完全改變了。國歌的誕生有很多的故事，而且里面蘊含著太多太多的民族情感。每一個人都可以演唱這首歌，一個八度多一個音是它的特點，就是人的聲帶基本上可以演唱的音樂是在兩個八度，那么一個八度多一個音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一個可以發(fā)聲的人、可以說話的人都可以適合他的音域，都可以演唱。因為聶耳先生一直說想創(chuàng)作一首大眾可以接受的歌，所以說它是一個為大眾而創(chuàng)作的歌曲。
我覺得真的要從《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來理解，首先田漢先生我覺得非常偉大。這首作品是他在創(chuàng)作一個文學劇本開始的，田漢先生創(chuàng)作完這個腳本就被國民黨當局以“宣傳赤化”的名義批捕了。那么聶耳先生看到這個歌詞的時候，特別有感覺。原來的歌詞是“前進 ，前進”。最后聶耳先生把“進”作為一個重音放到了這個作品里。“前進，前進，前進進”，其實這個音樂是沒有停止的。我覺得像是一首戰(zhàn)歌，像戰(zhàn)場上槍的聲音，它用了很多復點。《義勇軍進行曲》的“起來”，特別特別有價值，也特別有力量。這首歌就讓中國人不要下跪，起來嘛，前進嘛。我看過一個資料，特別的可悲，在舊中國的時候，日本人可能一個小馬隊，很少的人進來，全村的老少都在馬路邊跪下，就是為了求生。所以我覺得《義勇軍進行曲》在那個年代，是一個藥方、精神的藥方。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義勇軍進行曲》誕生以后，它的傳播有多大呢？馬來西亞的游擊隊把它的歌詞改了，馬來人民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就是東南亞的很多反法西斯戰(zhàn)線的國家都把這首曲子用到自己的身上。美國當年有一個非常有名的黑人歌唱家叫保羅·羅伯遜，他在美國的時代廣場第一次演唱了聶耳的這個作品。反法西斯勝利的時候，中國作為戰(zhàn)勝國的代表也是用這首曲子在盟軍的廣播里面去播放。現在我們唱這首歌為什么還會有熱血、還會感覺到震撼？中華民族那個時候抵御外強侵略，我們起來；但是現在中華民族強大了，我們再唱這首歌的時候會激勵我們。
在民族危亡的時候，一首曲子喚醒了多少人起來。我想能不能把這首《義勇軍進行曲》誕生的故事呈現在大屏幕上。機緣巧合也有很多人幫助我，我們用了五年的時間把這個我心中想講的故事變成了現在大家可以看到的《為國而歌》這個電影。
在創(chuàng)作電影的時候，我就寫了兩條線，一條線是《義勇軍進行曲》的創(chuàng)作者聶耳、田漢；還有一條線就是遠征軍的戰(zhàn)士，他們是《義勇軍進行曲》的踐行者。
通過一首歌的誕生，創(chuàng)作了一部電影，它的意義特別重大。我覺得有幾方面，第一是作為一個國人，我覺得應該了解自己國歌誕生的歷史，這個我覺得是重中之重，國歌是一個國家的精神的一個象征。第二個是我覺得聶耳和田漢先生還有劇中的很多人，應該可以作為現在年輕人的楷模。我覺得“純粹”這個詞用在我們的臺詞里，用在聶耳先生身上，用在很多革命先烈人的身上特別的合適。希望現在的孩子們或者現在的年輕人去理解“純粹”這兩個字，純粹的一個信仰。最最重要的是聶耳先生在23歲的青春中，他有社會的責任感。社會責任感對這個電影來說價值也很大，聶耳在給媽媽寫書信的時候19歲、20歲不到，他說，“媽媽。我是為社會而生，我想在這個人類社會里做出偉大的事業(yè)”，我覺得這是一個十九歲的青年高度的社會責任感。
在創(chuàng)作劇本的時候，我看到過郭沫若先生寫的“聶耳呼，巍巍然，其與國族并壽，而永垂不朽呼?！?/strong>“國族并壽”就是與中華民族在一起，我覺得這個對聶耳先生的褒獎特別特別中肯。
《為國而歌》這個電影里我一直說一句話，讓所有的演員是不是可以有溫度，我覺得溫度這兩個字特別重要。我們會看到一個一個歷史人物是鮮活的、有溫度的，對歷史的重溫從這個電影里看到你完全不了解的人生，看到你應該學習的人，你也應該反省我們這些文化英雄的初心。他們的初心是什么？是民族的自強、民族的崛起，我也覺得他們有一個社會的屬性、社會的責任感。所以我覺得現在去看這個電影特別契合這八個字就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
